恶战中的文革大幕：彭真沉沦，江青发迹

针对1959年的经济失误，毛泽东也直言不讳的承认：应当说，有很多假话是上面压下来的。并说，应当提倡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海瑞敢讲真话。

一、毛、江点燃文革导火索

毛泽东的鼓动当然要有人响应，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就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吴晗与彭德怀既无工作关系，又无私人往来，但是出于中国知识分子胆小怕事、处事谨慎的特性及认为政治运动不可叵测的心理，9月21日，文章在《人民日报》再次发表时，刻意以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结尾，以划清海瑞与彭德怀的界线。在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的再三催促下，吴晗写成了《海瑞罢官》的剧本，于1966年初公开演出，史学家、文艺界为此表示出了极大的关注。

真是风云难测，怕中有鬼！到了1962年毛泽东却要批判《海瑞罢官》，这一年毛泽东还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针对李建彤写的历史小说《刘志丹》，毛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同年，江青找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当她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时，却遭到了拒绝。两年后的1964年，她又让李希凡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李希凡没有答应。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毛泽东指示将用来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的39个《文学艺术资料》发到全党县一级单位，其中包括《海瑞罢官》。然而，这一举动还是没有推动起对《海瑞罢官》的批判。

在北京久攻不下《海瑞罢官》时，江青秘密到上海与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合作。在柯庆施的支持下，他们决定由上海《解放》杂志编委姚文元执笔写作，并决定此事要对中央及周恩来保密。

1965年9月，毛泽东在政治局党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口号。会间，毛泽东当面诘问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当时的彭真体味不出这句话的分量和背后隐藏的含义，当然就更谈不上准备对吴晗进行批判。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深得毛泽东的意图。在上海，姚文元九易其稿，每一稿又都由张春桥把它夹在《智取威虑山》的录音带内，用飞机送至北京，保密了七、八个月的文章于1965年8月底定稿，这是第十稿。文章定稿以前，毛泽东不止一次地亲自审阅，但是他还是认为文章“没有击中要害。”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上刊登。接着，毛泽东要求各地报刊转载，这是毛泽东下令发向长空的一颗耀眼的信号弹。

二、彭真抵制毛泽东，拒绝批评吴晗

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对事先不打招呼就发表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表示不满，并直言不讳地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我看过，毒害不是那么大。”中宣部、新华社负责人也认为姚文元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很勉强。

两个星期后，北京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陶铸主管的中南地区也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下令：出小册子！而江青、张春桥一面捺着性子等待对方的反应，一面策划“放长线钓大鱼”。他们张罗大网，依靠强硬的后台欲把敌手一网打尽。

两军对垒的僵持局面下周恩来出面调解，彭真不得不表示同意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文章转载后，《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等大报刊又发表了批驳姚文元无限上纲的错误做法。

面对挑战，江青、张春桥依计采用“引蛇出洞”的手法，上海《文汇报》连续发表反驳姚文元的文章。与此同时，张春桥积极“组织文章，伺机还击”。在康生的支持下，1965年12月8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刊登了戚本禹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文章借批判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胡适，不点名批判翦伯赞、吴晗。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泊达谈话时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次日，毛泽东将上述意见对康生、彭真等人再讲。彭真对把吴晗同彭德怀牵强附会联系在一起的做法表示义愤，他说：“我们做过调查，没发现吴晗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并为此与毛泽东发生了顶撞。彭真一心想把本来就是学术问题的争论局限在学术上，而毛泽东已下定决心，要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开展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

1966年2月，彭真主持召开了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并以五人小组的名义起草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问题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在刘少奇、邓小平同意这个《提纲》后，2月8日，彭真、陆定一 、康生三人亲赴武汉向毛泽东作汇报。毛泽东指出：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还两次问到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彭真根据汇报中毛泽东讲话精神及自己对汇报内容的理解，委托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及胡绳执笔，于2月21日在武汉起草了《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批语》，这个批语2月22日经在京的政治局常委会批准后于当天发到全党。一时间，全国报刊对《海瑞罢官》进行了热烈讨论，但是由于彭真的控制，对《海瑞罢官》的讨论一是限于学术范围，二是限制了有人想把邓拓、廖沫沙拉在一起作为“三家村”批判的企图。

三、毛泽东摊牌，发出文革战斗令

毛泽东看出，与彭真的交手再这样拖下去不行了。3月17日至3月20日，在政治局党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作了讲话。他说，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刊、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前线》也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提出：文、史、哲、法、经，要搞“ 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他宣称：我们要培养自己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

毛泽东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然而，除少数人几个人外，中国大多数人并不理解这号角发出的意义。更没有人会想到，要让缺乏生活保险，又爱冲动的青年人去冲锋陷阵。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又多次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指出：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强调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还说，如果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几次谈话内容，并批判彭真在吴晗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红旗》杂志还揭发批判了彭真历史上的“一系列罪行”。

4月16日至20日，毛泽东亲自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真的“反党罪行”进行无情的批判。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撤销“五人小组”，建立文化革命小组。此后，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彭真，说：“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空，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隐藏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五月一日，在庆祝劳动节活动中，彭真没有公开露面，“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大标志就是彭真的沉沦。

五月十一日，工作组进往北京市委，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解体。

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通过《五.一六通知》，宣布中央文革小组成立，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中央文革小组属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直接、具体领导“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导火线，并朝着他既定的目标燃烧。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生了史无前例、震动世界的政治爆炸，整个中国陷入了疯狂、迷茫与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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